扎营：跟病毒生物防治干到底
1933年到1964年间，除了短期的出国学习外，李琮池老先生长期从事生物学教学工作，曾先后讲授普通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生物学技术、寄生虫学、昆虫学等课程。还搜集和整理了蜻蜓目、鞘翅目、半翅目以及水生昆虫的有关资料；对经济昆虫、蝗虫、松毛虫、豆象等重要农林害虫进行了研究。
入校以来，李琮池老先生和同事们一起共同发展着华中师范大学的生物专业，而他主要攻克动物学方向的问题，而且他尤其关注民生、农业问题，一直致力于农业生产虫害的防治，并不断有研究成果向外发表。《湖北省汉川蝗类调查报告》、《豆象的田间化学防治实验》、《武汉蜻蜓目昆虫的种类及季节分布》等。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以来，李琮池老先生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不过他仍然专注研究，并在 1965 年发表了题为《红外线防治豆象的试验》的文章，阐释了红外线防治豆象的原理及功效。
不过政治运动的年代里想要真正专注于学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六十年代，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李琮池老先生被下放到大冶进行劳动改造。年过花甲的他在改造期间吃苦耐劳，也从不抱怨，反而在劳动改造期间继续做研究，关注农林害虫问题。因为态度良好，李琮池老先生很快就被解放。
1973 年，李琮池老先生开始筹建生物防治研究组，并在大冶建设了试验所，针对棉铃虫、松毛虫的生物防开展了室内外试验工作。
此前，在生物防治方面武汉大学做了许多基础研究，复旦大学也在做生物防治相关的研究。但不同的是，复旦大学的研究样本是活虫，李琮池老先生所带领的我校团队则是以死虫为样本。因此常常可以看到李琮池老先生带着他的学生、同事们骑着自行车，漫山遍野的在田间地头里找棉铃虫死虫的尸体。
而大量的死虫样本也不是全都有用，李琮池老先生等人还需要像法医一样分析确定死虫样本的死因——正常死亡、受伤死亡、细菌死亡等原因死亡的样本都需要被一一剔除，只有由于病毒原因而死亡的样本才会被留下做进一步分析。
可在当时，电子显微镜和离心机等仪器的缺乏为李琮池老先生团队的研究造成了不少麻烦。没有仪器，要研究的对象看不见又摸不着，这也让一些人对这个研究失去信心，离开了生物防治研究组。
不过这些都没有让李琮池老先生这位执着地老先生失去信心，没有电子显微镜，用光学显微镜也能做。死虫中的病毒弄清楚了就要用活虫做实验，可再漫山遍野抓活虫既不切实际，又不能排除实验干扰因素，于是研究组成员就开始养虫。
因为虫子之间会互相残杀，因此养的时候就颇费了一番心思。
图3 李琮池使用过的显微镜
每一个活虫样本都被养在一个单独的管子里，这样搞活体生产就是力求让成虫没有差别，且没有外界因素会干扰实验结果。成千上万的样本把一间实验室塞得满满当当的，只要李琮池老先生在大冶，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在实验室里，检查病毒、检查虫子。而虽然当时李琮池老先生人已经在武汉，但每年他至少下到大冶四、五次，每次一住就是一个月以上。
到了1975年，研究进入了试验阶段。李琮池老先生就到荆州市公安县和当地的一个生产队谈条件，请对方拿出一百亩田用于实验，可谈判过程并不容易，生产队担心收成，最后是年近七十的李琮池拍着胸脯和队长保证棉花收成，还给生产队补贴，减产了还有相应措施，这一百亩棉花田才暂时归了研究组。
不过很快，研究组和生产队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就掉了个个儿。
当时生产队队员捉虫的数量能记入公分，因此每天都会有人在田间捉虫，可是几次之后就再没有人到研究组的试验田里去了，这是由于那片试验田里的棉铃虫都因为病毒死了个干净。于是再到李琮池老先生提出要包田做实验时，一个小队的几百亩田都被他一举拿下。
为了保证实验效果，不让药剂被雨水等因素损失掉，用洗衣粉做的保护剂、活性炭做的增效剂都被一一应用起来。此前持质疑态度的生产队队长也带着儿子加入到其中。
不过即使有之前的成果，李琮池老先生也不敢放松。在荆州，研究组的成员都住在当地的微生物站里。而生物站距离试验田有十五、六里，每天李琮池老先生都和年轻的同仁们一起出发，带着本子、铅笔、放大镜，腰上还要挂一个草垫子，如果在田间累了就把草垫子放下坐下休息。
值得高兴的是，这一次的实验仍然非常成功，大队长为了感谢李琮池老先生等人特地杀了只大公鸡来表达感谢庆祝丰收。
而到了1977年，已经声名远播的生物防治研究组在仙桃包下了一个大队的田，还开了培训班，教授农民如何利用病毒手段进行生物防治，可开班收效却不佳，还得研究组成员上手。
因为常年驻扎在大冶、仙桃等地组员生活艰苦，来往于武汉和研究组之间的李琮池老先生就成了组员们改善生活的关键。水仙牌的风油精是每次都不可少的东西，带组员们加餐也是每次李琮池老先生的必要活动。
关于生物防治这件事，李琮池老先生一干就是几十年，即使到了七八十岁，背不动农药罐了，他仍在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