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用科学解决虫害
在校工作的50年间，陈曲侯一直从事无脊椎动物学、昆虫学、昆虫病理、昆虫病毒、细胞培养等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尤其是在昆虫病毒和细胞培养领域更是做出了重大突破。而提起他何时真正开始接触科研，则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
1972年，陈曲侯的老师李琮池选定棉花花蕾铃期主要害虫的病原体病毒这个课题，开展研究工作。他带领生物防治研究小组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一年时间内，他们走遍荆州地区各个县的大棉区，采集了几百个病虫样本，做了几千次的涂片、染色和镜检，反复做了500多次感染试验，筛选出14个毒力较强的多角体病毒毒株，从中选了两株进行大量生产，终于使棉铃虫病毒的筛选和试验获得初步成果。
随后，在1974年至1976年间，李琮池又带领小组人员先后10多次到荆州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收集病毒样本，进行大田试验，并在实验室里对昆虫病毒进行分离，分析和研究病毒的结构、特性，陈曲侯也一直作为小组的骨干力量参与其中。
由于收集昆虫样本进行病毒复制十分困难，再加上当时农村土地制度面临改革，进行大田试验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束缚和阻碍，陈曲侯开始尝试通过细胞培养技术来进行病毒的复制并获得成功。他在实验结果基础上提出“建立病毒—昆虫系统不必局限在原宿主物种范围内”的科学论断，他的这一论断也使得病毒培养开始从虫体层面开始转入细胞层面。
在现在看来，进行病毒的细胞培养已经非常普遍，但在20世纪70年代，国内细胞培养技术才刚刚兴起，分子生物学在国际上也刚刚出现苗头，陈曲侯的这一发现在当时已经处于国内的先进水平。
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国内的科研环境一直不太理想，学校的科研条件也十分艰苦。为了满足实验所需条件，保证实验的顺利进行，陈曲侯和学生们一起在生物系的房子里搭建了一个大玻璃房，每天实验人员进入玻璃房都要通过几道门，并且从头到脚都要套起来避免带入细菌，每次做实验也都要用酒精把实验用具进行反复消毒。
那时国内生物实验用的培养瓶还是玻璃材质的，陈曲侯和学生们每天都要一遍遍地洗培养瓶、洗玻璃吸管，洗完再用酒精消毒、烘干，用废报纸一个一个包起来保存，清洗过程十分繁琐。而在国外，研究人员用的都是一次性的培养瓶。这虽然给开展实验带来了很大麻烦，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陈曲侯在细胞培养领域做出又一重大突破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2年，陈曲侯通过遴选作为国内第一批访问学者到美国密苏里的生物防治研究所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和工作。在生物防治研究所工作期间，他成功建立了三个细胞系，并在实验中进一步发现，将不宜培养并很难复制的颗粒体病毒放入自己建立的细胞系中，反而能够进行复制。这是研究人员第一次发现这个情况，研究所也十分惊喜，还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讨。他的这一发现破解了用细胞培养复制增殖颗粒体病毒的难题，虽然随后发现实验根本无法重复，但在当时却是生物学领域的重大突破。访问结束后，陈曲侯还从国外引进了30余株细胞系，在华师建立了昆虫细胞库，华师因此成为当时国内建成细胞系最多的单位。
除此之外，在细胞杂交领域，陈曲侯用细胞进行细菌毒素生物测定，研制无血清培养基，表达外源基因，大规模培养昆虫细胞以及病毒治虫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和肯定。
1987年，陈曲侯等的《昆虫病理及昆虫细胞培养的研究》获得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他的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VHA-273及其机械化生产的研究被认定为湖北省重大科技成果，并获得奖励，此外，他还被授予武汉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全国高校科技先进工作者等称号。1989年12月，陈曲侯主编的《昆虫病理学纲要》也获得公开出版。1990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陈曲侯等教授为第四批博士生导师。
从20世纪70年代接触科研到2001年前后退休，从生物防治研究组成员，到昆虫病毒研究室成员，再到昆虫学研究所所长，陈曲侯在昆虫学、昆虫病毒、细胞培养等科研工作中均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为生物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得益于陈曲侯等人的不懈努力和开拓进取，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华师的昆虫细胞培养也一直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整个生物学科在国内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陈曲侯却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在他心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是自己理所应当要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