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生科讯 文/滕笑丽 图/张璋 编辑/毕海兵 校对/生科记者团
在绿树环绕的桂子山头，博雅广场的南侧，七号教学楼的对面，矗立着一座四层楼的红色建筑，这就是五号教学楼——生命科学学院。1956年夏秋之交，华中师范学院新校区在桂子山的多所建筑顺利完工，生命科学学院的这座建筑至今也历经了六十年的风雨。每一年中的每个朝暮，有数不清的人从这里进进出出，也有数不清的人在这里一直坚守，陈曲侯便是其中之一。
1949年考入华中大学生物系，1953年留校担任教师，1956年随华中师范学院迁往桂子山，1984年任生物系主任，2001年正式退休……陈曲侯生命中最宝贵和精彩的几十年都是在这里度过，而他的人生也跟这座教学楼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儿时的他曾梦想成为一名医生，虽然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他却误打误撞当上了生物教师，并成为了享有很高知名度的生物学家。他为学生祛除头脑中的愚昧，为植物医治虫害，“医生”这个字眼一直没能从他的生命中抹去。
图1 陈曲侯
求学：用医术缓解病痛
陈曲侯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一个普通家庭，1949年从湖南信义中学毕业后，或多或少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他抱着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选择了报考华中大学生物系，“那时候就是想学医，就是想当一名医生。”
当时，华中大学的生物系相当于是医学预科班，这恰好符合陈曲侯的心意。一番努力之下，他顺利地通过入学考试，成为了生物系的一名学生。可进入大学后的陈曲侯发现，一切都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刚入学不久的陈曲侯就遇上了1950年的土地改革，当时全国上下广泛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高校师生作为主要力量加入了土改的队伍，陈曲侯也作为小队长加入其中，“大学期间我们几乎都在搞运动，没怎么学习，经常是学校一声令下，我们就都跑出去了。”受这场土地改革运动的影响，包括华师在内的全国高校的教学工作几近停滞，陈曲侯虽然是一名生物系学生，但大学前几年几乎没学到什么专业知识。加上学校里相关的仪器设备很少、教学资源贫乏，学生们对生物的了解也是少之又少。直到1952年底，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高校的教学工作慢慢回到正轨，陈曲侯和同学们也才真正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他也才真正开始接触和了解生物。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在生物系的四年，并没有让他顺利成为一名医生，却让他误打误撞当上了生物教师，并从此和生物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图2 陈曲侯与妻子
1953年毕业前夕，由于当时学校教师缺乏，校领导想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几个合适的人选留校担任教师。陈曲侯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而且表现优异，自然成了目标人选之一，“当时也不知道当教师该教什么、怎么教，就知道学校需要人，于是就留下了”。从此，陈曲侯就走上了教师的道路，并且这一走就走了50年。
由于读书期间基础比较薄弱，走上教师岗位的他工作起来格外地认真刻苦，他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也不停地学习新知识，生怕赶不上学生们的学习进度，耽误了课程。这也是他的家人和学生都有目共睹的。在家人眼里，他一直是那个每天“出发的最早、回来的最晚”的人。当时他的夫人在冶金医院工作，一家人住在武汉青山附近，从家里到学校单程要花费1个半小时，陈曲侯每天早上六七点就离开家去学校，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整整一天都在学校工作，完全顾不上家里的任何事务。
学生黎路林在进行本科论文写作时选择了陈曲侯作为指导老师，但因为当时生物系条件比较艰苦，系里也没有能够额外提供给学生做实验的地方，陈曲侯就把显微镜搬到他的办公室里，自己一边办公，一边指导学生进行实验。
黎路林回忆称，陈曲侯办公室的角落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一直放着一床被褥，因为回家路程较远，中午吃完饭，他就把被褥往桌上一铺，在桌上休息一会儿，休息好了，又继续投入工作之中。
那时候，陈曲侯和学生们做研究需要查资料时，都要到资料室把资料一点一点抄到卡片上留用；用显微镜观察细胞，也要先用相机拍下来，再把照片洗印出来进行反复观察；没有电脑，写论文都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格子稿纸里，再用油墨进行印刷。
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陈曲侯一直坚持和自己的老师、学生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没有任何前辈的经验可以借鉴，就只能靠自己动手摸索。那时高校教师一个月也才只有几十块的工资，但陈曲侯从来没有过多考虑收入，也没有计较过取得成果有没有奖金，而是一门心思投入到工作中。也正是他们日复一日地做了这么多的基础性工作，才为后来细胞培养领域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