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安琦、汪安琳：陪伴父亲在大理办学的岁月 ）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继而是8.13淞沪战争。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日寇来侵略中国，我们都是义愤填膺。母亲和苏州教育界的一些妇女发起募捐支援前线。她把得奖的一个银盾捐了出去，我们把积蓄的压岁钱也捐了，好像为抗战尽了一点力。日寇越来越近苏州，父亲到南京跟随学校搬迁（当时父亲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系主任），母亲带我们到上海住在法租界的亲戚家避难。10月父亲来信说，他已随学校到庐山，并租好了房子，要我们也去。由于当时铁路和火车被日机轰炸得很厉害，因此母亲挑了一个大雨天，带我们姐弟三个孩子，从上海乘火车到九江，然后上庐山。这时父母的好友任鸿隽、陈衡哲一家也来到庐山避难，他家有三个孩子，也是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跟我们年龄相近。周末，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大人们吟诗作赋，孩子们喜笑玩耍，似乎忘了国难当头。1938年初，九江遭到日机轰炸，庐山不是久留之地，几个单位都在研究内迁的问题。父亲感到他所在的学校受国民党控制得太严，思想、言论很不自由，他和母亲商量不跟随学校内迁，他想到云南按照自己的教育思想办一所中等学校，母亲对此非常支持。
父母带领我们开始了内迁云南的征途，先是从九江乘火车经南昌、萍乡、株州，达到长沙。那几天长沙遭轰炸，不能久留，我们乘船到湘潭。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暂住，等便车（运货的卡车）到桂林去。到了桂林遇见很多父母的朋友，有李四光全家和黄炎培等，他们准备留下来，而我们还要往前走。经过龙州出镇南关（现称友谊关）到越南河内，由滇越铁路乘火车经越南老街进入云南，然后到昆明。滇越铁路的火车穿过群山峻岭和许多山洞。除了父亲身体不好，坐的是二等车外，为了省钱，母亲带我们坐的是运货的闷罐车，也坐满了人。由于没有窗户，只好开着门通气。穿过山洞时，浓烟进入车厢,特别难受。从庐山出发，一路走走停停颠簸了一个多月，终于安全到达昆明。
父亲有几位北师大的学生在昆明，到车站接我们。报上还登出“汪懋祖到昆明”的消息，父亲非常高兴，他说：”教师虽然清苦，但桃李满天下，这是最大的欣慰。”有一个学生家中有空余的房子，在华山西路，可以给我们住，我们就在那里住了将近一年。父亲来到昆明后，立即着手筹划在滇西办学之事。他到云南西部各地考察，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决定在自然风光优美，民风淳朴的大理创办一所中等师范学校，目的是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增强爱国思想、促进民族团结，同时为边疆同胞培养师资，母亲十分赞同他的这个想法。父亲到重庆教育部申请办学经费，教育部对办边疆学校不受理。于是，他只好去中央政治学校申请到有限的经费，自己以该校教育系主任的名义在大理办学。因此，初建时的校名是“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为了经费问题，父亲还是没能脱离中政校，这是当时他最大的苦衷。1938年夏, 他开始积极筹备办学之事，请来了他过去的学生及几位逃难到云南的爱国青年，共二十余人，任各科教学和校务。他们自己设计、施工，将一所破庙改造成初具规模的学校。后来又把一座破旧塔寺修建后办了附属小学作为学生实习试教场所，1939年初，母亲带领我们姐弟三人也来到大理和父亲团聚。当时，安琦16岁，安琳12岁，安球10岁。父亲特别高兴，可享天伦之乐了。但是，父亲工作非常繁忙，除了星期天以外，平时能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跟父亲在一起，有两件最开心的事。第一件事是学骑马，每逢假日，父亲带我们在附近空旷的地方学骑马，他租来了两匹马，要我们轮流学。他说：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学会了很有用，在筹备办学的几个月内各处考察，全靠骑马。安琦胆大，很快就掌握了骑马的要领。弟弟安球不怕摔跤，也很快学会了。安琳胆小，开始不敢骑，父亲鼓励我们：只要勇敢、小心些，肯定能学会。经过几次练习，我们对骑马感兴趣了，主动要父亲带着去骑马玩。从学骑马这件事，他对母亲说：孩子们性格不一样，因才施教很重要。安琦胆大，要教育她谨慎些。安琳胆小，要教育她勇敢、坚强些。安球虽胆大，但鲁莽，要注意培养他细心些。父亲在办学过程中也贯穿了因材施教这一教育思想。我们和父亲在一起最开心的另一件事是放风筝，母亲教我们做了风筝，由父亲陪我们到空旷处放风筝玩。那时，他已将近50岁了，跟我们一起奔跑、欢笑。看来这也是他最开心的事，可以暂时摆脱烦恼和精神上的疲劳。
父亲在大理办学时，困难很多，母亲虽未任职，但为父亲分忧解难，献计献策，成为父亲重要的精神支柱和得力助手。他经常为了教育经费不能按时拨下，很发愁。照理父亲可拿到教授级薪水，但是每当发薪水时，他只拿全家较低的生活费，把大部分钱用来贴补学校经费的不足。母亲很支持他，家里安排得很节俭。教职员中大多是单身年轻人，每逢节假日，父亲总要请他们到家里来，母亲做了很多好吃的，有时安琳、安球表演节目，唱抗日歌曲等。父母跟他们讲些古今中外有意义的故事，鼓励并赞扬大家的爱国思想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大理父亲特别关心师生的健康问题，当时，校医室缺少西药，师生病了，校医无法医治，父亲就请母亲去会诊。母亲会开中药方，大理的中草药特别丰富，母亲治好了不少患急性肠胃炎和重感冒的人，他们都很佩服我们的父母。有几个月教师薪水发不出，只能发很少的生活费，有一次我家把较好的衣物卖了，凑些钱给生活困难的教师应急，共同度过清贫的岁月。苍山、洱海，美丽雄伟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情，白族人民优美的歌声，大理三塔寺旁，留下了父亲艰苦办学的业绩，永远使我们怀念。
1939年春，我们到大理后，安琦应该进高中，但大理女师没有高中部。正巧华中大学从武昌内迁到喜洲，准于以同等学历资格报考。父母鼓励安琦去试试，在考前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准备，到女师旁听代数课，并请父亲学校的数学教师补习几何和三角，在家由父母教国文和英文。入学考试只考国文、英文和数学三门课，安琦有幸被录取了。那年暑假后，安琦到喜洲入华中大学，成了该校最小的大学生。安琳进了大理女师附中初二，安球暂时在父亲的学校旁听。
1940年春，母亲发现安琳的脖子有点增粗，经医生检查是患大脖子的症兆，他建议母亲带安琳回上海治疗。安球患慢性肾炎，也须医治。此时，母亲得知外祖母在上海生病的消息，非常着急。她与父亲商量后，决定于这年的5月中旬带安琳、安球返沪。父亲和安琦留在大理，互相照顾。父亲有胃病，如果饮食不注意或过于劳累就会发病。母亲不在大理，父亲的饮食无人照应，又因处理解决办学经费问题操劳过度，患了胃溃疡大出血。幸亏有一位江苏来的钟医生及时给他治疗，才得以脱险。那时，安琦在喜洲念大学二年级，知道父亲生病的消息，赶紧当晚走回家。一个人走黑路，因为心里着急，倒也不觉得害怕。父亲病了，安琦只好请假在家服侍，请了两个月假，父亲才慢慢地好起来。安琦回到学校，功课赶不上，很辛苦。校长对安琦讲，年纪太小，毕业出去工作也不方便，不如在校多念一年，把基础打好。
父亲在大理办学，最困难的是经费问题。1940年秋，中央政治学校明确表示，不再拨经费给大理。父亲赶紧与重庆教育部多次联系，申请办学经费。教育部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三年来大理的这所边疆学校办得很好，教学水平较高，同意接收，校名改为“国立大理师范学校”，并任命汪懋祖为校长。由于，那个时期父亲患胃溃疡大出血，病得很厉害，两个月后才逐渐好转，尚需休养一段时间，他只好向教育部提出了辞职的申请，并要求教育部委派一名校长来大理接替管理学校。教育部批准了父亲的辞呈，委派钟志鹏于1941年11月1日到大理任校长。父亲辞去了大理师范学校校长之职，搬到喜洲养病。他在华中大学附近租了两间民房住下，这样就便于安琦照顾。父亲病后还坚持到丽江等地宣传办学，帮助筹建了丽江师范学校。直到1942年的年底，西南联大聘请他任该校师范学院教授之职，他就离开大理到昆明去工作了。父亲从1938年初至1942年底，将近五年为在滇西办学，四处奔走，历尽艰辛。他对大理师范学校的感情最深，曾作诗以寄托他的怀念。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故乡，父亲将在抗战时期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整理成文，文章题目是：“从历史上探讨云南土族的统系”，对于研究少数民族者及有志从事边疆教育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五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