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访新加坡汇报
华大生科讯（李睿 副教授）2016年5月7日-11日，我作为交流团的一员，随同华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洪早清、吴军其二位负责人及中心工作人员沈红云老师出访新加坡，对信息化环境下高校教师教学与发展等状况进行专题调研，并寻求可能的合作机会。其间，先后到访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国立教育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IE）和义安理工学院（Ngee Ann Polytechnic）等四所高等院校，会见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和教师，进行了愉快而富有成效的交流。
身为一线教师，通过此次访问，我深深体会到，尽管中新两国高校在教育体制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但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同样是教育信息化、国际化的二十一世纪，我们面对的同样是朝气蓬勃、求知若渴的青年大学生，我们肩负的同样是培养国家未来栋梁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先进的教育理论、技术，还是方法，是完全可以通过消化、吸收，再有机地整合到我们的高等教育当中，并充分发挥教育改革高效助推器的作用。这次出访让我本人在观察了解他国经验的同时，也反复整理自己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感悟：
第一、信息化环境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是全球高校共同关注的焦点
2015年10月5日，13亿中国人民共同迎来了一个喜讯，远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宣布，我国药学家屠呦呦因上世纪70年代发现抗疟药物青蒿素，而有幸同其他两位国际知名学者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国际政经地位日益提高的发展中亚洲大国来说，在诺贝尔科学奖项中实现零的突破，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就连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2016新年贺词中都曾专门提及此事。喜悦过后，人们不禁思索，我国除了在传统中医药领域取得难以为他国超越的成就之外，在现代科学领域是否也具有足够的国际竞争优势？赢得诺奖，是否有望像我国在重大体育赛事中屡屡取得骄人战绩一样，能够成为常态？
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不仅体现在闻名遐迩的古代四大发明，更为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中并不鲜见的华人科学家反复印证。同样是炎黄子孙，为什么生活在祖国本土的人们在高精尖科学领域有所突破就那么困难？尤其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家对于包括生命科学领域在内的科学研究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金和人力，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科研成果且不说同诺贝尔奖的标准相距甚远，就连真正堪称国际领先的也屈指可数，这与我泱泱大国形象极为不符。在经费、设备都不再是问题的情况下，虽然其原因仍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是作为一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高校教师，个人倾向于从目前我国大多数科研工作者欠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展开思索。要实现我国科研水平的发展与提高，仅仅依靠从海外引进有限数量的高端人才还远远不够，更需要重视在本土培养出大量能进行基础研究的创造性人才。而我们今天正在培养的本科生，其中一部分将要成为明天从事科研工作的中坚力量。毫不夸张地说，以高考和分数为指挥棒的我国基础教育，实际上已经严重扼杀了青年一代的创造力。子曰：“既往不咎”，基础教育的问题已然发生，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会持续，身为高校教师的我们无力扭转；以我们所处的位置，似乎更应该关注怎样才能通过信息化环境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使本科阶段成为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力重新爆发的重要节点。
此访了解到新加坡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考虑，让我颇觉心有戚戚。例如，在全球排名前三十、亚洲排名前五的NUS访问时，同该校专门设立的教学与学习发展中心（Centre for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CDTL）二位主任座谈，得知NUS高层也正经历由专注于科研向强调本科生教育的转变，因为校方也意识到人才培养是决定高水平科研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他们谈到，NUS有不少科研做得不错，然而不愿意在本科教学上花精力的教授，以至于造成“有水平教的大牛不愿意教，愿意教的老师学术水平往往又不足”的局面。因此该机构致力于提高教师教学素质，尤其是致力于通过运用信息化环境下才能顺利开展的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手法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训练，同时着力培养教学科研复合型教师，对我方提出的“研究型教学”概念深以为然。而在到访新加坡唯一的一所教师教育机构、下属NTU的国立教育学院（NIE，为新加坡提供各级教师教育，范围从小学、中学的教师预备课程，到在职教师、部门负责人、副校长和校长的课程，一应俱全）时，我方人员也为该院灵活运用信息化教学平台，鼓励学生展开PBL式的合作学习、共同完成项目设计实施直到做出成品的大胆尝试，发出由衷的赞叹。从新加坡高校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学质量的做法来看，同我校目前着力发展的教育信息化不谋而合，正如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曾说过的：“当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教育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新技术与手段的运用上，而且为教育的发展带来更新的理念和动力，使教育内容、方法和模式发生深刻变革。”
第二、信息化环境下教师的个人发展与成长，是提高高校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保障
爱因斯坦说：“使学生成为人格健全、个性和谐的人，而不是‘专家’，应始终成为学校的目标。”信息时代中，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日益多元化，大学教育绝不能局限于知识的传递，而应该努力实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让学生为毕业后走向社会、服务社会、造福社会做好准备。在大学教育功能的实现中，背负“教书育人”重任的专业教师，责无旁贷地站在了最前线。如前所述，信息化环境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激发学生创造力与创新精神。而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是培养本科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在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系统中，涉及到分析、评价和创造新知的能力被归为高级思维，换句话说，高级思维涉及到复杂的判断能力，例如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由于其在学习者处理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时更加有用，也就成为更具价值的能力。然而，高级思维能力不仅对学生来讲更难学习，对教师来讲也更难教导。怎样充分利用信息化环境实现个人的发展与成长，使自己锻造成为能培养学生高级思维能力的专家，已经成为每位高校教师必须正视与承担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校方的政策与引领起着关键作用。
我们所到的新加坡几所高校，相关的尝试也正在起步。例如，NUS为教师设立了专项经费，鼓励教师探索信息化环境下的课程改革方法；设立年度本科教学奖评选，以学生的课业成绩等实效性指标对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评估；每年邀请1-2位海外教育专家开展“住校讲坛”，在一周的时间内，由专家发表专题报告，并通过与教师座谈的形式解决他们在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客观地说，这些尝试在华师并不算新鲜事。
我校在实践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改革创新方面，已经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本着“把方法教给学生、把时间还给学生”，提出从“四个维度”全面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并从2013年起对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修订，结合2015年起实行“三学期”教学制度，做好推进教学改革的顶层设计，采取了包括修订人才培养目标、重构课程体系、改变教学方式、改革教学评价、明确具体措施等一系列手段，从宏观上为教师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此外，更是通过把教育信息化培训纳入到教师岗位业务能力培训项目，将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落到实处。在培训过程中，开展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测评，完善教师培训环境，合理设计并开展课程培训活动，科学设置培训课程，丰富教师专业课程资源，进而提升教师队伍信息技术素养，促进教师专业发展。除了开展信息技术基本素养培训、信息化与教学深度融合培训、信息化教学专项培训之外，更从2014年起开创性地开展了信息化教学海外拓展培训，为教师个人的发展与成长，提供了多样平台与便利条件，有力保障了我校在信息化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信息化环境下借力信息化手段和平台，是取得长足进步的制胜法宝
无论是此次出访新加坡，还是2014年作为首批种子教师被选派赴美进行教学研修，带给我的一个共同感受就是信息化手段和平台的合理运用，能为传统教学注入极大活力，成为在教学中取得长足进步的制胜法宝。
近年来对于普遍存在于高校课堂中的本科生“低头族”现象，媒体曾多次报道，还提供了一些高校规定学生课前上缴手机的生动事例。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疏胜于堵，用在治理课堂“低头族”上也是同样道理。我们今天面对的本科生，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对于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的熟练使用，让我们虽然为人师长，却不得不自叹弗如。怎样才能引导学生充分利用他们这一长项更好地为学习服务，是检验高校教师能否驾驭适应信息化时代教学活动的重要标准。如果能避免使用百度搜索能直接得到的教学素材，取而代之以精心设计并需要借用手机的课堂讨论与活动，牢牢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程本身，那么手机便不再是洪水猛兽，而完全可以成为我们提升教学效果的左膀右臂。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我在本学期的英语《分子生物学》教学中，使用问卷星平台发布预习测试，每堂课开始先要求学生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并完成测试，以了解预习效果，此外还鼓励学生在课堂讨论中使用手机云平台客户端观看课前发布的教学小视频和其他素材，在我的课堂上，学生照样使用手机，却不再是刷微博、聊微信，而是将它变为学习的辅助工具，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今年四月来我校教师教育学院参加培训的几名外校教师在课堂见习后，不由地感叹返校后要第一时间向领导申请取消学生课前必须上缴手机的规定，才能利用手机来开展信息化教学。
此次新加坡之行，不但让我有机会重新踏上那片我曾学习生活过五年的土地，更给我机会通过中外对比进一步认识到信息化时代对高校教师提出的新要求，也更坚定了我迎接挑战、提升自我的信念。
